钓鱼之术

以竹为竿，以丝为纶，垂以钩饵，这样的钓鱼之术，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。《诗》曰：“其钓维何？维鲂及。”显然钓者的最初目的原很单纯，不过渔其小腥，聊供盘餐耳。

这一渔业的改变动机另作它用，大抵是从吕尚（姜太公）开始的。传说这位爷怀抱济世之志而钓于溪，使用无饵直钩且离水三尺，号称“愿者上钩”。鱼们自然尚不至于傻到非要跃出清波来上攀刀俎，但这一极富表演性的钓术，却也终于钩到了周文王。于是成就一番大业，变成周太公。

有了此一成功先例，则所谓“渔隐”便成了传统。模仿者众且愈演愈烈，一时仕进无路之辈纷纷转向溪岸河滨，弄得天下水族竟惶惶不安；老实的渔民亦将歇业矣。此中自然有真正尘心退尽的高士，洞鉴世相而逃名江湖，于是这些“无名英雄”成了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化身。如《庄子·渔父》和《楚辞·渔父》中的“渔父”，皆一番高论诘驳，把孔子和屈原说得哑口无言，然后歌唱着掉舟而去，消失于烟波芦丛之中。

然而此后的无数渔翁钓叟，则往往意不在鱼而另存深心。韩信垂钓于淮，钓到了漂母的饭食和日后的功名；严子陵钓于富春江，不奉帝召，抛了功名钓了浮名。这都是何等的美事！所以骆宾王说：“夫垂竿而为事者，太公之遗术也。……夫如是者，将以钓川耶？将以钓国耶？”因是早在先秦，“钓”这一纯粹因鱼而造的动词，便有了其他搭配对象。《韩非子》曰：“饰非诈谋，以钓利于秦。”《管子》认为：“钓名之人，无贤士焉。”世上多了如许钓名钓利之徒，应该说是鱼的幸事，于人，则又何敢言幸！

钓有术，隐亦有术，钓术寓于隐术之中。世多以钓为隐者，而实乃以隐为钓，惟其所钓非鱼焉。可笑的是古代皇帝往往自比文王，也常希望找到新一代姜太公前来辅佐，于是往往迷信渊泽之畔必有灵蛇，蓑笠之间乃多奇士，遂访而求焉。于是这便弄出功名捷径在烟波之上去求的闹局，一时呆子也寄梦于“钓尽江波，金鳞始遇”的幻想。其结果是翻开一部文学史，诗则多好言钓言渔，人则惯称钓客渔叟，仿佛一部渔业志般。

当然，这些扬言渔樵的文人，并非真要转行，多数乃发牢骚而已。也有部分人果然去“钓”过一时，什么也没钓着，便记下山水之乐，算是钓到了一份人生清闲，也差堪自慰了。綦毋潜说：“生事且弥漫，愿为持竿叟。”这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愿望；倘“生事”很好，则竿是不必持的。李白说：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。”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，志在庙堂。不过李白倒很老实，一向不以钓鱼自命。据《侯鲭录》载：“李白开元中谒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题曰‘海上钓鳌客李白’。……又谓以虹霓为丝，明月为钩……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。”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，不过终究失志，只好说：“未夸观涛作，空郁钓鳌心。”至于许浑的“帝乡明日到，犹自梦渔樵”，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；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“玩清高”。

钓是一种存在方式，一种生命状态，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。有目的时，钓的姿态表示一种守望和猎取；无目的时，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；也暗示着孤独、虚静和颓废。高适诗谓“心无所营守钓矶”，柳宗元的“独钓寒江雪”，皆此之谓也。于是，这样的钓，渐渐就通了禅意；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。因而连不食荤腥的禅和子们也乐得一钓，或以钓设譬从中开悟。端静禅师自称“本是潇湘一钓客，自东自西自南北”，表示身无挂碍，任意东西。德诚和尚诗云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，正所谓种豆得瓜，随缘遇合，一样可喜。似乎只有这样的钓，才真正得到了“渔父”的真谛。

一方面是广大的士子在钓君王，钓功名利禄；而实际上，另一方面则是君王在钓读书人，钓天下英雄。诚如人之钓鱼，鱼也正在钓人，二者各有所乐，谁上了钩却是两不分明的。《孔丛子·公仪》说：“为君操竿下钓，以荡守节之士也。”正说尽了天下君王的良苦用心。倘才士皆视名利如粪土，守节不出。则天家以谁为臣。所幸大多数人仍视药饵为美食，君王不愁无愿者上钩辈。万一碰到一小撮顽固的钓客，坚守渔人的身份不肯合作，那也好办，杀之可也。钓客出身的周太公，就深通此理。据史载：“太公望，封于齐。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；命诛之。周公曰：此人齐之高士，奈何诛之？太公曰：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。召之三，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之以为教首，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乎？”不肯当官便视同叛逆之罪，是假钓客视真渔父为大仇也。

一边招隐访贤，一边诛隐杀士，这是统治者的传国之秘。是假隐则一招便至，“天下英雄尽如彀中也。”是真隐既不能用之，则杀之无妨。赵国女主赵威后向齐国大使说：“子陵子仲尚存乎？是其为人也，上不臣于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诸侯，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，何为至今不杀乎？”这一思想传到明代，则公然可以订入律令，谓之不事君王罪。朱元璋认为：“今之所以获钓者，君恩也。”意即要不是老子浴血打下太平江山，你们上哪去安坐钓鱼台？故而他说：“朕观当时之罪人，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。”于是乎，不合作便有罪，便成了中国特有的治术。华尔滕湖边的梭伦———这位西方的钓叟，一边钓鱼一边宣扬“不合作论”，甚至抗税和拒服兵役，用东方之眼去看，那是足以杀身籍家的。